《药神》里的患者,为什么宁愿等死也不愿自己去搞药?
壹
《我不是药神》已经上映好几天了,我估摸着想去看的朋友差不多都看过了,也不存在什么剧不剧透的风险,所以,我今天特别想聊一个电影里的情节。
这是一个关乎人性的话题,自从我看完电影之后,就一直梗在我心里,不吐不快。
电影里,徐峥扮演的程勇并不是一个人单打独斗地走私印度仿制药格列宁。他身边还有四个帮手,我按照这张图片从左到右简单地介绍一下:
牧师,患者,英语好,负责跟印度的厂家电话沟通;
舞女,患者母亲,认识患者多,负责联系买家渠道;
程勇,印度神油老板,不是患者不是家属,领头的;
小吕,重度患者,是程勇和患者群体联系上的桥梁;
黄毛,患者,来上海打工的贵州少年,负责讲义气。
这四个人,紧密团结在程勇的周围,既能挣点钱,也能自己拿点便宜的药,一举两得。
请原谅我的措辞啊,因为我实在是想不到更好的词来表达我的意见了:他们四个人认识程勇之后的这段时间,是他们得病以后幸福指数最高的时期。
贰
但是因为竞争对手的点水,程勇的走私行为被警方盯上了。经过一番激烈的思想斗争,程勇决定金盆洗手——毕竟他知道,这是要坐牢的。
程勇在家里搞了一个散伙饭,给四个帮手说了一下自己的苦衷,然后给他们说:“我已经跟张长林说好了,你们自己吃的药,还是3000块钱一盒。”
我们抛开违不违法这件事不讨论,走私肯定是违法的。但是从做人这事儿来看,程勇算是仁至义尽了。
毕竟他不是患者,他只是一个市侩的卖印度神油的商人,他最初的目的就是给爹治病,然后保住儿子的抚养权。他一个人担着坐牢的风险,一旦坐牢了,他就不得不把儿子让给前妻。
我以为他的四个帮手至少有一个人会理解他,但是很遗憾,都没有。
有砸杯子摔门而去的,有一声不吭起身就走的,有保持风度失望告别的,有心存侥幸希望他回心转意的。
但是没有一个人站在程勇的角度来想一想,真的坐牢了怎么办。
嗯,他们的理由是很高大的“侠义心肠”,因为程勇的继任者张长林,是一个买假药的人,而且他卖的药挺贵,这对其他患者来说,是一种不道义的行为。
叁
后面事儿,发展得让我有些哀其不幸怒其不争。因为警方查得紧,张长林也搞不到仿制的格列宁了,于是一帮吃不起正版药的患者只能等死。
其中一个等死的人,就包括程勇曾经的帮手,小吕。
我不是用了什么修辞手法来说这事儿,小吕是真的等死了,他买不起正版药,市面上又没有仿制的格列宁,就这么等着等着,终于失去了全部的希望,告别了这个世界。
正是因为小吕的死,才让程勇狠下心来丢掉自己正在盈利的制衣厂,用做慈善一样的方法,贴钱、贴风险,帮患者们走私印度仿制的格列宁。
甚至于片中上海周边省份的患者,也开始依赖程勇走私来的防治格列宁。
我不是鼓励走私,我也尊重药品研发的知识产权和他们应该享受的经济回报,但是我特别想问一句:
以小吕为首的这些患者,他们这么需要这个药品来救命,为什么自己不去搞,一定要等程勇牵头去搞?
肆
接下来是一个无关法律的技术性问题,如果抛开程勇,他们自己能搞定这些事儿吗?
以我这么些年的人生阅历,我觉得能。
程勇因为不会英文,几乎每次跟印度的供应商电话沟通的时候,都是请牧师帮忙打电话。不出意外的话,牧师既有对方的联络方式,也有双方的沟通基础。
接下来我们说说那位舞女,她有庞大的病员网络,有非常强的号召力和公信力,她只需要收取一部分保证金,就能把进货的本金搞到手,接下来诚信经营不赖账不作假,关系网就建立起来了。
至于小吕和黄毛,就跟以前一样,一个继续当联络,一个继续讲义气,他们四个人完全能够把程勇撂下的挑子接过来。
不但自己的药品能够保证,还能帮助更多的患者。
我再说句不好听的话,这里面的利润,他们又不是不知道,程勇从一文不名的印度神油贩子变成在夜店里一掷千金的大款,他们可是亲眼见过的。
伍
唯一可以解释这个反常现象的,就只剩一个:他们知道,这件事儿犯法。
其实,电影开始不久,小吕找程勇去印度帮忙走私仿制格列宁的时候,就已经表达出这个意思了。
程勇说,你们这么清楚,为什么自己不去?
小吕非常尴尬地笑了笑,没说话。
他们这一群患者,既有渠道,也有资金,还有销售网络,更有一种能够摆得上台面的动机和动力——要活命。
但是他们还是不去做,宁愿死也不去做,整整一年的时间,一直要等着已经安全上岸的程勇重操旧业,然后走进牢房。
这个,这个,我为他们的法律意识点赞。
点完赞,我还是觉得,当程勇决定洗手不干的时候,他们的愤怒显得有些难以理解。
如果没有程勇,他们怎么办?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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